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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京剧越唱越红,解放初的天津市红风京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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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京剧越唱越红,解放初的天津市红风京剧团

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只有200多座位,每次只要是刘荣升京剧团的连台本戏演出,票都早早卖完。作为天津市首家民营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刘荣升(见上图,中,资料照片)骄傲的是,在演出经费有限、无固定演出场地的情况下,剧团不仅在天津卫唱红了,还重现了京剧连台本戏的风采。

天津解放初期,文艺界曾高高飘扬一面红旗,它就是当年影响极大的天津市红风京剧团。然而以往却一直罕见介绍它的文字。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走访了当年担任该团领导和主演的李铁英、陈云超、鲍云鹏、袁文君、李芝纲等多位老艺术家,搜集相关材料。今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红风”伴随共和国成立和成长走过的一段光辉历程,很有意义。

京剧;刘荣升;非遗项目

天津红风京剧团是在解放前以李铁英为领衔的剧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年即活跃于天津,1947年重返津门,演于谦德庄宝兴戏院,场场爆满。南市大舞台经理诸葛安慕名前来,邀李铁英等移师到地处繁华闹市、能容三千多人的大舞台演出。大舞台有李元春、小盛春、彭英杰、刘麟童、鲍云鹏、郑敏恒、张世麟各路武生云集,正缺一位文武兼备的头面人物挑班挂帅。李铁英进大舞台后,又进来陈云超、陈云祥兄弟等,阵容更加强大,演职员最多时竟有二百余人,后来精简还留有140人之多。

原标题:天津非遗项目连台本戏传承人刘荣升

1948年底,天津处于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全城解放指日可待。1948年12月,为进城而成立的接管筹备班子中,已有文艺领导班底。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解放军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布天津解放,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文艺处处长陈荒煤、副处长周巍峙陆续到任,开始开展解放后新天津的文教工作。当时天津具体负责文艺的阿英、赵魁英、何迟要求成立新剧团,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指导下的文工团。他们选中并指导李铁英成立起新艺剧社,后来更名为红风京剧团,结束了班主私有制,建立起演员民主共管的“共和制”新型剧团,建制70人。这是天津市第一个接受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剧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出版于北京的《戏剧电影报》1992年第34期发表的汪洗文《忆天津南市大舞台》称:“1949年3月,我被派到南市大舞台京剧团担任戏改干部……李铁英被公推为团长……他为人谦虚、和蔼、直爽,对解放区新来的干部非常尊重,思想解放,带头排演新戏。”1949年4月,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召开“梨园界座谈会” ,筹建“改革旧剧委员会”,举办“改革平剧座谈会”。陆续成立起“天津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天津市文艺工会” 、“天津市戏曲改进委员会”等组织。李铁英领导的红风京剧团紧跟时代步伐,与新诞生的共和国同呼吸,积极投身到社会和戏剧的伟大变革中去。1950年,李铁英成为天津京剧演员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人民代表、市文艺工会主席、市文联委员,成为当时演员的一个先进标杆,是旧社会艺人世界观发生脱胎换骨转变的典范。

让京剧越唱越红

红风京剧团是天津第一个上演解放区新编京剧的剧团,也是天津解放初期最积极最活跃最大量排演新戏的剧团,对促进天津当时的社会和民心的安定,繁荣文化市场功不可没。天津解放后的第15天,新艺剧社就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马上恢复演出。2月21日该团就很快排演出了《三打祝家庄》,又于3月1日演出了新编戏《黄巢》、《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老艺术家赵松樵还在该团与李铁英合演了翁偶虹新编的《将相和》,他们是天津市最先上演此剧的演员。该团又陆续排演了新戏《文天祥》、《水泊梁山》、《还我台湾》、《北霸天》、《爱国棉》、《白毛女》、《婚姻法》、《枪毙袁文会》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天津解放初期的中心工作。

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只有200多座位,每次只要是刘荣升京剧团的连台本戏演出,票都早早卖完。作为天津市首家民营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刘荣升(见上图,中,资料照片)骄傲的是,在演出经费有限、无固定演出场地的情况下,剧团不仅在天津卫唱红了,还重现了京剧连台本戏的风采。

天津红风京剧团“以强硬的武戏班底著称,角色行当齐整,文武昆乱不挡,故在所演之处的华北、东北等地均享有盛誉。”该团的主要演员除有李铁英、陈云超、鲍云鹏、李芝纲、陈凤鑫等外,还曾有闻占屏、陈钟鸣、彭英杰、小盛春、李元春、李韵秋、袁文君、刘云秋、刘麟童、刘宫扬、郑敏恒、陆安华、王富华、贺喜华等,再加上分别邀来帮忙的老帅赵松樵、白玉昆、刘汉臣,当时真是“红风”劲吹,锐不可当,人称大舞台是天津武戏的大本营。

刘荣升出身梨园世家,外祖父是著名剧作家陈俊卿,父亲刘麟童也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4岁随父演出,6岁正式练功学戏。父亲要求很严,刘荣升至今仍记得当年学戏的艰辛。上午学余门文戏,下午学杨门武戏,兼学海派艺术、国学音韵及昆曲、书法、绘画、诗词等戏外功。

1955年10月,红风京剧团开始赴外地巡回演出,经包头、呼和浩特等地,到了太原。该团以丰富的剧目、精湛的演艺、强大的演员阵容,博得山西省各界的一致称赞。作为戏曲大省的山西,还真没有一个像这样的本省京剧团。时任太原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刘舒侠(后升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代表市政府找李铁英团长谈话,恳请该团留下来,成立国营剧团。作为党员团长的李铁英无法拒绝,决定以身作则,带领全团放弃天津大城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支援山西。山西省太原市和天津市两地政府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共识。1956年7月,天津市红风京剧团正式整团划归山西省,成立太原市京剧团。该团于1968年升格为山西省京剧团,1992年扩建为山西省京剧院,随着我们共和国的发展和强大,它也不断成长和壮大。当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由天津走出而支援外地的那些热血青年艺术家,现在有不少已经离开人世,李铁英先生已作古将近20年,健在的如陈云超等也年近九旬,天津老观众至今仍很怀念他们。他们为天津解放初期文化建设,为京剧的传播与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做出了牺牲和贡献。

经过严格训练,刘荣升年少时便能登台主演近百出文戏和武戏。不管演什么戏,刘荣升练功的韧劲儿都没变。有一次他参演《奇袭白虎团》,戏中有一个过铁丝网的动作,演员需要连续3个空翻加一个抢背:身体向前斜扑,以左肩背着地,就势翻滚。为此,刘荣升经常一个人在练功房里练习到深夜。

在国有剧团里,剧目更新较少。刘荣升萌生了自己成立剧团的念头。2000年,刘荣升的申请得到批准,刘荣升京剧团诞生了。

过去梨园行有句俗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天津是戏曲与曲艺艺术的大码头,戏剧爱好者之多,观众鉴赏水平之高全国闻名。2000年7月,简单的宣传加上租来的戏服、场地,刘荣升京剧团的首场演出在天津中华曲苑拉开大幕。让刘荣升没有想到的是,观众竟然爆满,还有许多人因没买到票而等在剧场外面。从那时起,刘荣升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京剧真的有市场。

18年来,刘荣升京剧团越唱越红,不仅天津本地演出的邀约多了起来,外地的剧场也慕名来邀请。刘荣升心里却有着更长远的打算。

一辈子学戏、唱戏,刘荣升感到,京剧的优秀剧目流失得太快了。四大须生中余派和杨派的一些剧目,在演出市场中都成为了冷门,而连台本戏多由京剧艺人“口传心授”,“人在戏在,人去戏失”,很多濒临失传。

连台本戏是连日接演的整本大戏,加有声、光、电、彩头、布景等,新颖独特。它多则几十本,少则三四本。由于情节连续,通俗易懂,有文有武,编导精湛,排场热闹,深受戏迷欢迎。刘荣升的外祖父陈俊卿在1920年代时便是写连台本戏的著名剧作家,曾为李桂春创作《狸猫换太子》,首本推出就震动上海滩。

刘荣升回忆,由陈俊卿编剧的连台本戏《西游记》,不但唱词雅俗共赏、念白生动有趣、情节跌宕起伏,机关布景也奇巧夺目。当年每天观者如云,一时传为佳话。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刘荣升开始搜集、整理外祖父留下的连台本戏剧本。年复一年,刘荣升整理了《西游记》《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多个剧本。剧团成立之初,刘荣升就将复活连台本戏作为京剧团的发展目标之一。他说,外祖父的连台本戏多为流水板板式,唱得快,因此要求演员具备很强的功底才能驾驭。

外祖父对连台本戏的创作,讲究的是创新;父亲也经常把“要有新东西”挂在嘴边;刘荣升也没忘了这一点。在演出《西游记》孙悟空的时候,他将杨派武戏演猴时“龙腰、鹰眼、鸡腿”且机智灵巧、兼有气魄的特点融入到连台本戏中,颇受观众青睐。

2013年,刘荣升京剧团申报的京剧连台本戏项目成功入选天津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刘荣升被认定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的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虽然年近古稀,刘荣升每周仍然演出一到两次。他注意到,每逢连台本戏上演,上座率要比折子戏高出近三成;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每场必到。这让他觉得欣慰。用刘荣升的话说,“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应该发扬光大,应该留给后代。”

(人民日报记者 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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