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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十年,语言生活研究服务国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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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十年,语言生活研究服务国家语言

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推出为标志,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走过十年。十年来,它从一个少人问津的话题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一个分支。语言生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实践上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理念、方法模式和研究旨趣上具有高度共识的学术共同体。

山东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盛玉麒表示:语言和语言应用已经从人类社会交际的符号系统一跃成为人际系统和人机系统交互共享的信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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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推出为标志,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走过十年。十年来,它从一个少人问津的话题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一个分支。语言生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实践上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理念、方法模式和研究旨趣上具有高度共识的学术共同体。

今年5月末,《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以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推出为标志,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走过十年。十年来,语言生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少人问津的边缘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一、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背景

语言生活研究的特点是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学者看来,纵观十年来的语言生活研究,不但在理论层面上积极探索,而且在实践上直面语言生活的巨大变化,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成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支撑。围绕语言生活研究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盛玉麒。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主体是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全球范围内少数民族语言濒危问题严重,人类的语言权利、语言资源意识空前觉醒,语言多样性、多语多言、语言复兴、语言权利、语言规划等课题引起普遍重视,大大推动了微观社会语言学向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转型(Cystall 2000;Ball 2010:2)。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语言生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纵观近十年的语言生活研究,您认为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内容(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濒危语言保护)?取得了哪些成绩?请您对此分析阐释。

在西方,对应“语言生活”的术语language life并不流行,语言生活研究通常以“语言调查(language survey)、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语言使用(language use)、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的名目出现。

盛玉麒:首先是国家和大众对语言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上个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被重新定位,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前沿和热点。伴随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出现的鼓舞人心的创新,语言和语言应用已经从人类社会交际的符号系统一跃成为认知世界、分析情感、了解事物、解释事件、预测未来的中介和资源,成为人际系统和人机系统交互共享的信息载体。

日本是最早使用“语言生活”概念并展开研究的国家。1948年,日本成立国立国语研究所,其任务是“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国语与国民语言生活”,给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从此以“语言生活”为重点,在方法论和各领域开拓上都展开了丰富多样的实证研究。1951年《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白河市及附近地区》报告了福岛县共同语普及情况,1971年《敬语使用现状——松江24小时调查资料分析》使用“24小时调查法”收集主妇生活对话中的敬语使用情况。此外还有大众传媒与个人交际、语言场所与语言活动、套语、语言生活史等调查,每两年一期的《国语学》杂志也辟有语言生活部分(真田信治等 2002:42—61)。日本学者Patrick Heinrich和法国学者Christian Galan合作编著的LanguageLife in Japan,报告了21世纪后日本语言生活的新动态。可以说,日本社会语言学是在持续性的语言生活调研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成为跨文化认知与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的民族性逐渐弱化,社会性不断增强。语言的国际话语权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构件。语言的资源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权利价值等不断提升。20年网络生态环境的发展,为多元化语言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多功能的共享平台。丰富多彩的网络语言,在“口无遮拦”的自由表达中表现了个性化与规范化互动的语言系统的自组织规律。充分体现了超大规模复杂性系统的自身净化功能。十年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曾经的许多“新词新语新用法”大浪淘沙般,各有千秋。

大规模的语言生活调查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弗格森、库伯等学者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非洲展开“东非语言使用与语言教学调查(Survey of Language Use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East Africa)”项目,调查反思和调查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们所编的Language Surveys in Developing Nations(Ohannessian et al.1975)和Language in Ethiopia(Bender et al.1976)等著作中。该项目不仅收集到大量语言材料,还培养了社会语言学本土力量,促进了学科交融。最大规模的语言调查是由美国暑期语言学院实施的,它依托所培养的语言人才陆续对世界各地语言展开调查。随着工作的推进,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手段,如问卷法、小组和个人访谈法、故事复述、直接观察法等。90年代以来,美国语言生活研究走向专题化,特别关注濒危语言状况。例如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报告了世界上23个语言复兴的案例及其所采用的方法(Leanne & Kenneth 2001)。

第三,我国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抢救式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在城市化过程中语言接触与融合、普通话推广与应用,两岸三地以及全球华语华文交流与应用中稳态系统的认识与研究,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在国际化背景下,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汉语。全球华语华文是一个具有同根同源的大系统,海峡两岸词语表现出来的差异属于系统内部差异,丝毫不能影响和动摇汉语底层的稳态系统。

加拿大的语言生活调查是由官方机构实施的。加拿大统计局1993年发布土著族群的语言生活状况(Statistics Canada1993)。 从1994年开始,配合“官方语言行动”每年发布《官方语言年度报告》。

第四,对于网络语言,特别是所谓“不雅”、“不宜”之类,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见怪不怪,但不必大惊小怪。新媒体大数据时代,语言词汇最能反映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小众化的社交网络,何止“信息爆炸”可以概括。鼓励正能量的发声,在评价体系上给网络平台发表的文章以适当的地位和关注,是网络语言规范化的最佳选择。相信“超大规模复杂性系统的自身净化功能”这一规律,正如“天要下雨、娘要出嫁、孩子要长大”一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应自然也许是最高的境界。

近些年来,国外语言生活的调查内容和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如体态语、阅读困难症、失读症、难民群体语言使用等都进入视野。Ball介绍了33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情况,从中可见其议题分散而多样。表1选取其中10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关键词加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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